4、容隱製度的現代法律價值分析(1/5)

傅清濤

容隱製度（又稱“親親相隱”、“同居相隱”）是我國封建社會一項重要的法律製度。一般認為容隱源起於春秋時期，《論語?子路》記載：“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”。秦漢以後容隱在法律中得到體現，宜帝四年曾下昭：“父子之親，夫婦之道，天性也，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，誠愛結於心，仁厚之至也，豈能違之哉！自今子首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孫匿大父母，皆勿坐；其父母匿子，夫匿妻，大父母匿孫，最殊死，皆上請，廷尉以聞”。這可以看作中國容隱法形成的標誌；唐以後的法律，容隱的範圍則更為擴大，不但直係親屬和配偶包括在內，隻要是同居的親屬，都可援用此例，便是不同居的堂兄弟姐妹、孫媳，丈夫之兄弟，兄弟妻，和外祖父母、外孫，也包括在內。不但親屬窩藏犯罪者，便是泄露或通報消息與罪人，使之逃匿也是無罪的。清朝時，容隱製度還適用於雇主與雇工之間，雇工對雇主所犯一般罪行，雇工必須隱匿，不許告訐，否則治罪，容隱是作為一項義務來要求的。之後民國時期法律也有體現，但新中國成立後，容隱卻作為封建的糟粕在法律中銷聲匿跡了。雖如此，民間對不容隱的承認和配合卻極其有限，“大義滅親”現象太少了，況且，“大義滅親”真的就合理嗎？現行法律規定合理嗎？筆者對此持否定態度。

一、中國現代法律應當充分體現容隱精神

法律是一定時期物質生活條件的反映，更是人們思想狀況水平的正確反映，法律可以是超前的，但絕不是脫離實際的。新刑法第310條規定的窩藏、包庇罪是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、財物，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。據此，隻要行為人實施了窩藏、包庇行為，不論其與被窩藏、包庇的犯罪分子有何身份關係，都一律予以同樣的定罪量刑。還有證據製度，凡我國公民都有作證的義務，而不管證據義務人所作證據是否對其親屬不利。“大義滅親”被主流媒體大加讚揚，被認為顧全大局、不徇私情。這樣的規定合乎中國人濃濃的人情嗎？更進一步，合乎人權、合乎正義嗎？筆者從以下四個方麵論述：

（一）法律中如此規定違反了中國人心中之情義，與法治精神相違背

哈特認為：“法律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的發展，事實上既受特定社會集團的傳統道德、理想的深刻影響，也受到一些個別人所提出的開明的道德批評的影響。”而如何盡可能使法律與社會倫理一致，不屈從於個別人的道德標準和意誌，則是法學應該關心的問題。中國是一個親情社會，人們道德標準首先是“孝”、“義”，不違背長者意願，不出賣親朋好友，否則將被視為大逆不道，不忠不義，為世人所不齒。所以，有學者說，“如果新製實行的結果是抽去了中國人人心中‘請義’這個命根子，則無異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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