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怎樣寫《離婚》(1/3)

我怎樣寫《離婚》

也許這是個常有的經驗吧：一個寫家把他久想寫的文章撂在心裏，撂著，甚至於撂一輩子，而他所寫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。有好幾個故事在我心裏已存放了六七年，而始終沒能寫出來；我一點也不曉得它們有沒有能夠出世的那一天。反之，我臨時想到的倒多半在白紙上落了黑字。在寫《離婚》以前，心中並沒有過任何可以發展到這樣一個故事的“心核”，它幾乎是忽然來到而馬上成了個“樣兒”的。在事前，我本來沒打算寫個長篇，當然用不著去想什麽。邀我寫個長篇與我臨陣磨刀去想主意正是同樣的倉促。是這麽回事：《貓城記》在《現代》雜誌登完，說好了是由良友公司放入《良友文學叢書》裏。我自己知道這本書沒有什麽好處，覺得它還沒資格入這個《叢書》。可是朋友們既願意這麽辦，便隨它去吧，我就答應了照辦。及至事到臨期，現代書局又願意印它了，而良友撲了個空。於是良友的“十萬火急”來到，立索一本代替《貓城記》的。我冒了汗！可是我硬著頭皮答應下來；知道拚命與靈感是一樣有勁的。

這我才開始打主意。在沒想起任何事情之前，我先決定了：這次要“返歸幽默”。《大明湖》與《貓城記》的雙雙失敗使我不得不這麽辦。附帶的也決定了，這回還得求救於北平。北平是我的老家，一想起這兩個字就立刻有幾百尺“故都景象”在心中開映。啊！我看見了北平，馬上有了個“人”。我不認識他，可是在我廿歲至廿五歲之間我幾乎天天看見他。他永遠使我羨慕他的氣度與服裝，而且時時發現他的小小變化：這一天他提著條很講究的手杖，那一天他騎上自行車——穩穩的溜著馬路邊兒，永遠碰不了行人，也好似永遠走不到目的地，太穩，穩得幾乎像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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