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怎樣寫《二馬》(1/4)

我怎樣寫《二馬》

《二馬》中的細膩處是在《老張的哲學》與《趙子曰》裏找不到的，“張”與“趙”中的潑辣恣肆處從《二馬》以後可是也不多見了。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隨著年紀而往穩健裏走，可是文字的風格差不多是“晚節漸於詩律細”的。讀與作的經驗增多，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，不管個人願意這樣與否。《二馬》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：從“作”的方麵說，已經有了些經驗；從“讀”的方麵說，我不但讀得多了，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。心理分析與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；讀了它們，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，我開始決定往“細”裏寫。

《二馬》在一開首便把故事最後的一幕提出來，就是這“求細”的證明：先有了結局，自然是對故事的全盤設計已有了個大概，不能再信口開河。可是這還不十分正確；我不僅打算細寫，而且要非常的細，要像康拉德那樣把故事看成一個球，從任何地方起始它總會滾動的。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麵，而後倒轉回來補講前文，而後再由這裏接下去講——講馬威逃走以後的事。這樣，篇首的兩節，現在看起來是像尾巴，在原來的計畫中本是“腰眼兒”。為什麽把腰眼兒變成了尾巴呢？有兩個原因：第一個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，而另換一個風格，於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姿態上的取笑，笑出以後便沒法再使文章縈回逗宕；無論是尾巴吧，還是腰眼吧，放在前麵乃全無意義！第二個是時間上的關係：我應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離開英國，在動身以前必須把這本書寫完寄出去，以免心中老存著塊病。時候到了，我隻寫了那麽多，馬威逃走以後的事無論如何也趕不出來了，於是一狠心，就把腰眼當作了尾巴，硬行結束。那麽，《二馬》隻是比較的“細”，並非和我的理想一致；到如今我還是沒寫出一部真正細膩的東西，這或者是天才的限製，沒法勉強吧。

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變動。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滌洲——他死去快一年了！已經說過，我在“老張”與《趙子曰》裏往往把文言與白話夾裹在一處；文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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